我不敢当医生了,就因为我做过一场成功的手术 | 医院奇闻录53

我不敢当医生了,就因为我做过一场成功的手术 | 医院奇闻录53

我听过一个笑话,人的疼痛分为1到10级,1级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,10级就是生孩子时的感觉。

那你知道11级疼痛是什么吗——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被蚊子叮了一下。

事实上,真的会有远比10级疼痛还疼的,医学上把它称之为“爆炸性头痛”。

那是脑子出血导致的,就像掀起你的头盖骨,在脑子里放一挂鞭炮,“砰”一声炸开,有的人会当场疼晕过去。

神经外科医生杨正经就曾接治过这样一个病人。他本以为问题不大,做过手术后,病人就会顺利康复。

没想到,术后第二天,护士只是用棉签往病人的嘴唇上擦了点水,病人就突然双眼发直、四肢僵硬,眼看就要死了。

那段时间,接连几天我总是做噩梦或失眠。

梦境多是混乱的手术现场。手术台上的女病人睁着眼睛看我,冲我比大拇指,但脸上没有一丝笑意。

失眠的时候,我就坐在电脑前查资料,不停地摘录论文、课本上的内容,累的时候就想想手术过程,或者看着那个女人的CT片子发呆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就在一天前的晚上,这个女病人突然抽搐,昏迷,气管插着管,任我怎么呼喊和刺激都没有反应,心率极快,血压也很高。

我刚接管她的时候,一切完全不是现在这样。

这是我做医生以来,第一次尝试到救人失败的滋味。

这个叫王淑红的病人是夜里送来的。

在急救室,我看到床上躺着一个50岁左右的长发女人,面色蜡黄,体型微胖。她样子挺和蔼,只是会时不时叹气,还一直闭着眼睛。

她的CT检查显示,脑袋里有个叫蛛网膜下腔的地方正在出血。

我给她做了检查,除了脖子很硬之外,其他肢体都可以自如活动,只是双手出汗很多。听她不停叹气,我实在担心她的精神状态,就问有烦心事儿吗?

“我头疼,大夫,那会儿可疼了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淑红又干呕起来。

我明白,这种因颅内出血引起的头痛称为“爆炸性头痛”,也叫“一生当中从未经历过的头疼”。

就好像给你的天顶盖钻个窟窿,往里面扔个鞭炮,“啪”地一声爆炸,痛感比分娩还更强烈,很多人疼得当场就能昏迷。

而淑红的干呕,则是因为颅内压力升高,形成了颅内高压,这种症状的典型表现就是恶心、呕吐。

尤其是病人在发病时已经吐空了胃里的东西,但仍然还是会干呕时,简直生不如死。

为了缓解她的痛感,我只好让护士给她用了一支止疼药。

在监护室外面等了很久,我才见到淑红的丈夫,是个脸型圆胖的中年男人,穿着朴素,脸上胡子拉碴,穿一身公交汽车司机的工服。

可能因为经常开公交车,肚子比较大,衣服像怀孕似得往前顶,跑快了或者着急了就能听到“嘤嘤”的喘鸣声。

他把手里的押金条、发票、住院证这些东西,一股脑儿都递给我,说:“大夫,哪个是要给您的?”

我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,把他带到医生办公室,拿了凳子让他坐下先歇会儿。

我告诉他,淑红的症状叫蛛网膜下腔出血,这种颅内出血,多半是脑袋里血管上的动脉瘤破了,但具体的发病位置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来确定。

他听我说话,不停地咽口水,两只手握拳放在膝盖上,身体渐渐绷直。

等到聊完,已经快凌晨12点了,他决定要做手术。

我嘱咐他保存好体力,如果很累就可以在一楼的家属等候区的沙发上休息,有什么问题我会随时手机联系他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到病房门口才知道,这个男人因为妻子胆小而不敢离开她,在病房楼道外面凑合了一晚上。

我本想劝他到一楼休息,他摇摇头,又朝监护室看了一眼,笑着说:“晚上看不见她,我也挺不放心的。睡在楼道里,我俩只隔了一堵墙,至少离她更近一些。”

淑红在家发病,起初只是感觉头痛,以为躺一会儿就能好,没想到头痛得越来越厉害,后来还吐了一地。

她平日里一没事就会去父母家走动走动,或者下楼跟周围邻居聊天,赶上邻居需要帮忙,她也总爱冲在前面。

但发病时,她打的第一个电话,是给她丈夫,而不是她父母、邻居,甚至不是120。

她总说,怕麻烦别人。

入院后,淑红给所有医生护士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刚入院那晚,我了解完淑红的病情后,临走时给她盖了盖被子,记得她当时轻声对我说了句:“大夫,谢谢您啊,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监护室里,每个病人手边都会有一个按键器,他们在感觉不舒服或需要帮忙的时候,按下按键,就会把护士叫来。

住在ICU第一晚,那么痛苦,但那个按键淑红一次都没按过。她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,睡不着觉也只是一直换姿势。每次护士给她量体温,她都会轻声说句“谢谢。

就连排尿不畅这么大的事情,都是护士主动过去看了,才发现的。

当时护士本想给淑红插导尿管,但我担心她因为插导尿管的刺激,造成颅内再次出血,所以,我和护士给她盖上单子,把尿盆垫在屁股底下,鼓励她自主排尿。

一开始她不好意思,直到劝了好久,她才终于尿了出来。

其实,人在生病难受的时候,大都很难有心情和别人交流,有的人甚至还会发脾气。

但淑红并没有因此拒绝跟我们交流,她拖着病体尽可能地配合我们,生怕自己表现得不好,惹了谁生气似的。

第二天上午,交班时我把她的情况跟科里的大主任做了汇报。主任建议尽快安排手术,等待得越久,淑红脑子里的动脉瘤再次破裂的风险就越高。

手术方式有两种,一是开颅,二是介入治疗,都是常规手术,只不过后者比前者贵些。

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了她丈夫,同时,也想让他在手术方式上拿拿主意,但男人坚持想征求妻子的意见后再决定。

我在监护室外等着淑红的丈夫出来,他刚一出门,就告诉我,他们已经决定开颅治疗。

那天上午10点,我安排完术前的准备,来到病房跟淑红谈话。

刚走进去,就看见护士正在为她盘发。

淑红的头发很长,时不时的就会和吸氧管缠在一起。护士一边熟练地帮她梳理头发,一边用言语鼓励她。

不一会儿,护士就在她头上盘了个髻。阳光从窗户透进来,金色的,很温暖的样子。就像是年迈慈祥的老奶奶,在轻轻抚摸孙女的额头。

“杨大夫,又麻烦您来一趟啊。”淑红见我来,立刻跟我打招呼。

她见我还在忙碌,说道:“大夫,您这昨天忙一晚上了,今天还不下班啊?你们也够辛苦的。”

这句话听着让我很感动,很少有病人生着病还能关心医生的身体。

后来,我自信地向她保证,这个手术很成熟,主任也会亲自操刀,而我也会以助手的身份来和主任一起完成这个手术。

我随即指了指她隔壁的空床,说:“隔壁床的王奶奶做了和您一样的手术,她的情况和您一样,现在已经从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了。您就放心吧。”

她这才点点头,对我说:“大夫,我老公刚才也把这些事情跟我说了,我们都相信你。”

那台手术过程非常顺利,用时5个小时,术中出血50毫升,基本没有出什么血,开颅和关颅的操作也都很标准。

因为开颅的原因,术后,淑红头上的刀口周围,产生了软组织肿胀的情况,她一侧的眼睛肿得就像被蜜蜂蛰过一样,眼皮被顶得很清亮,完全没办法睁开。

虽然淑红精神很弱,说话也不是很清晰,但听到我的声音,还是缓慢地说到:“谢谢大夫”,接着,她朝我伸出了一个大拇指。

淑红恢复得很快,从手术室刚刚推出来不久,我就给她做了测试,让她活动四肢,伸出手指,再咳嗽几下,她都是一口气做下来的。

第二天晚上,淑红口渴想喝水,因为是术后,护士只敢拿清水棉签蘸一蘸她嘴唇。

哪知道刚沾湿了,淑红突然双眼发直,然后四肢僵硬,很快意识消失,呼吸也不好了。

我们几乎没有排查出任何可能性。

主任的考虑是,淑红术后产生了全脑血管广泛痉挛的并发症,但也仅仅是考虑。

他让我再去跟淑红的丈夫说说话:“毕竟你才是主管医生,这个时候需要扛起大旗,要不然你怎么成长?”

得知淑红出事后,那个男人蹲在我的面前嚎啕大哭:“杨大夫,这是怎么回事?主任刚才说人不行了,可是昨天她还好好的啊!”

我没做声,帮他拿了凳子,让他坐在凳子上,但他仍然蹲在地上。过了几分钟,他慢慢缓了过来,坐了下来。

他低着头说:“她是个苦命人,嫁给我没跟着过过几天好日子,现在又得了这种病,我很对不起他。”

淑红的丈夫当兵转业后,成了公交车司机,常年在外工作,淑红则在学校当老师。

他说,常常觉得自己没本事,两个北京人却住在燕郊,让淑红跟着他受苦受罪。

但淑红却总对他说:“我当初和你在一起,啥也不图,就图你是个老实人。”

淑红胆子小,丈夫又时不时加夜班,每次夜班回到家,淑红总是没睡,并且已经把热好的饭菜给他准备好了,看着他吃完了饭,才会跟他一起休息。

聊了很久,他对我说:“我能进去看看她吗?”

他颤巍巍地走进监护室,走到淑红的床旁,扑通一下跪了下来。

他握着淑红的手,眼睛紧紧盯着淑红,总看不够似的:“阿红,我对不起你,我对不起你啊……”说着说着,他哭了,但尽力压着声音。

大概过了十分钟,我扶着他出了监护室。

等他缓过劲儿来,他看着窗外,忽然说:“杨大夫,她是特别好的一个女人,为什么会赶上她呢?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?”

我也不知怎么回答,我只知道,自己要不惜一切代价,去救淑红。这关乎我做这个职业的目的。

我要做一个好医生的想法,从我小时候就有了。

我出身在一个小县城,从小怕死,有次嘴上长了一个包都把我吓得要死,连夜去挂号。

初一的时候,一天躺在床上,我感觉到心突突直跳,整个床都被带着跳。严重的时候,我脸色苍白,恶心想吐。

去了医院,做了心电图,那个医生告诉我说,我心脏上面有根线,比一般人都细,这个线如果断了,随时会死掉。

我非常紧张害怕,但不久又自己好了。现在我知道,那叫做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,算不上大病,那个医生的话简直是危言耸听。

从那时候开始,我就想做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,可以给自己看病,也可以让别的病人不再担惊受怕。

后来如愿考上医学院,当上了医生,我感觉自己对这份工作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做住院总医师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的第一步,有家医院曾有这样一个说法,以形容这个职位的辛苦——据说所有的男医生进去后,都要剃光头,因为一旦忙起来就是几个月不休息,根本没时间理发。

我在的这家医院,两个医生每人轮值24小时。我最多曾连续工作接近50小时,离开医院的时候,脚都在打软。

我知道,那个状态,我随时会猝死,可是,如果下次还有需要,我还是会去上50小时的班。

那时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生,但我就想不遗余力,让自己所学有所用。

尤其是淑红这样的病人,她越是不愿麻烦我,我就越想帮她。

因为我还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我也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。

在宿舍睡觉,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,我都蹑手蹑脚的,生怕吵到别人;手术室里别人脱了衣服可以随身一扔,我得强迫自己捡起来;别人可以随意把车停在某个地方,我不行,谁给我打了电话,我也会着急,赶紧要挪车。

更何况,我还给了淑红一个期许,说我肯定能救好她。

她还说不管怎样都相信我。

我越来越觉得,救好淑红这样的病人就是我做医生的理由。

自从淑红出事后,我几乎没睡觉。出事当晚,我熬了一宿,翻看她各种抽血化验的结果、CT报告、平时的检查,同时,帮她调整呼吸机,提升血压,纠正电解质紊乱。

连着两天通宵后,我实在熬不动了,想回去休息一下。

可到了床上,睡觉的时候,我发现我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,反反复复循环的,全是淑红的病情。

然而,一切的猜测在周一交班的时候都被推翻了。没有人能对淑红的情况做定论,只能说高度怀疑术后全脑血管痉挛。

如果想验证这个理论,只有带病人去做进一步的“CTA”检查,需要往血管里注射显影剂,并带去CT室。但现在淑红经不住折腾,可能还没推出病房,人就没了。

那一刻,我真的觉得累了。

手术前,我因为不确定淑红的精神状态,曾经多次对她进行查体和测试。

有一次,我进病房的时候,发现她精神好了很多,叹气少了,虽然还是闭着眼睛,但气色红润不少,血压和心率也很平稳。

但我们只聊了一会儿,她就问道:“大夫,我病得突然,也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。我老公刚刚过来了,但我们没说上几句话,您能让他进来跟我说说话吗?对了,大夫,我这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?早上的检查有结果了吗?”

我斟酌着一点点把病情告诉她,听了我的话,她把头转向窗外,又闭上眼睛,双手合十,向我表达感谢。

直到术前的几个小时,淑红还在问我是不是住在监护室,就说明她的病情很严重,可能没得救,又或者担心她的女儿很久没有见妈妈,吃不到妈妈做的饭菜会不习惯。

后来,一向不爱麻烦别人的淑红,第一次对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:她坚持要我把丈夫叫到监护室里说说话,把家里的银行卡、存折的存放点和密码告诉丈夫。

靠着升压药,淑红的生命被延长了两天,但我们仍旧没找到淑红的病因,高度怀疑全脑血管痉挛的结论,还是没能被改写。

内疚感持续围绕着我。

我感觉自己欺骗了患者。说好的小手术呢?说好的回去照顾闺女呢?我没有实现,我感觉到了当医生以来最苍白无力的时刻。

再见淑红丈夫,他明显沧桑了许多:“大夫,淑红是个怕麻烦的人,所以,她出事到现在,我也没有通知什么亲朋好友,我最后的希望,就是想让她父母和我们的女儿进去看看她,可以吗?”

那时,淑红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

这里的探视规定和普通病房不一样,每天有明确的探视时间段,每个病人家属,也需要遵循尽可能少地待在监护室的原则,而且一次只能允许一名家属进入探视。

考虑到淑红正处在弥留之际,我们做了一个决定:允许多名家属同时探视她。这大概也是淑红入院后,给我们添得最大的“麻烦”。

这几天,淑红的丈夫也一直想方设法瞒着淑红的父母,本以为淑红很快就能痊愈出院,到那时再跟他们说也不晚。

站在我旁边的男人叹了口气,说:“现在是怎么瞒也瞒不住了。”

得知女儿的消息后,老两口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。

看见昏迷的女儿,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,气管插着管,什么反应也没有,老父亲假装镇定着,而老母亲因为伤心过度,没多久就住进了楼下的心内科病房。

最后一个得知淑红病情的,是她的女儿,那个她在清醒时一直担心,放不下的人。

那天早上,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,跟在淑红丈夫身后,进了医院。在父亲的带领下,女孩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。

监护室里,女孩愣愣地站在那里。

直到父亲让她摸着母亲的手说说话的时候,再次感受到母亲那冰冷的双手的时候,这个孩子哭了,很大声音的哭了,不停喊着“妈妈……”

男人最后说:“闺女啊,过来,给你妈妈好好磕个头吧,感谢她的养育之恩吧!”

女孩泣不成声地跪在地上。

砰!砰!砰!

我听见了一遍遍清脆的响声。

那一刻,我再也绷不住了,泪水夺眶而出。我赶紧扭过头去冲着墙,我怕家属看到,我也怕别的护士看到。

过了很久,淑红的丈夫从监护室里走了出来,对我说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并且久久难忘的决定:

“大夫,我们想好了,我老婆是个善良的人,总想着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,平时在家,她也经常救助楼下的流浪狗、流浪猫,我们商量了一下,已经联系好红十字会了,要捐献淑红有用的器官,给那些需要的病人。”

行医几年来,很少听说有家属主动愿意捐献器官的,虽然新闻上经常见到零星报道,但这个事情,其实离我们医生和老百姓都很遥远。

听到他的话,我心里五味杂陈,只能告诉他,因为我所在的医院没办法处理活体器官捐献,所以,淑红需要先去到红十字会医院,在那里结束抢救措施,等待生命结束,再让医生从她的体内取走能用的器官。

这个转运的颠簸过程,对她而言可能很痛苦,我让淑红的丈夫好好考虑。

最终,男人在捐赠书上签了字。

淑红带着呼吸机和抢救用的升压药,被缓缓推出医院,我的心都要碎了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我和科室照顾过她的护士,还有主任等一行人,把这一家子送到医院门口,看着淑红被抬进救护车里,越走越远。

她正缓缓地离开我,离开世界。

淑红是我真正救助失败的第一个病人。在她之前,只有那些十分危重的病人,我才有可能救不回来。

她走之后,我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,大概一两个月,我的工作状态都非常消极和混乱。

那时我掌管着科室分配病人的权力。每晚,科室收了新病人,我都会仔细查看,只要发现是因为动脉瘤而入院的,我都会故意绕开自己,把他们分给别的同事。

有时实在绕不开,也会先接收。但到了病人手术的时候,我都会假装在忙其他的事情,故意错过这台手术。

如果连手术都躲不掉,我上手术台时,也只是会选择一些简单的、打杂的活儿来做。

当时有朋友和同事发现了我的异样,和我一起出去吃饭,曾经性格活泼、总是滔滔不绝的我,已经变得只知道低头吃饭,很少言语了。

有一次,我和一个同事吃饭,期间我不知因为什么,想起了淑红,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。我突然跟同事说:“诶,哥,你看我似乎不适合神经外科吧?”

同事以为我最近收病人多,工作强度大,累得都说胡话了,也没当回事儿,囫囵过去了。

见他这反应,不知道为什么,我接着问:“哥,我觉得以我的能力,干脆转到病案室整理文书得了,你说呢?”

同事笑了笑,说我忙工作忙傻了,让我赶紧回家好好休息。等调整好状态,还得继续在神经外科奋斗。

但这些话对当时的我而言没什么作用。

我渐渐像是有了什么强迫症似的,时时刻刻都害怕自己的病人死亡,害怕病人会突然出现病情变化。

当时有几个我接管的动脉瘤病人。

一个是在他的术后第一天,我就开了增强CT的检查单让他尽快做复查,我想确定他在术后,会不会有血管痉挛。

等那个病人到了CT室,值班的医生问我,病人的病情还这么严重,能不能过几天再做检查,没必要非在病人情况还没见好转的时候做。

但我还是坚持要让病人检查,仿佛病人不做CT,就真的会像淑红一样,突然从我身边离开。

还有一个病人,我开了经颅彩超的检查单,但当时病人的头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,根本没办法做彩超。

超声科的大夫看到检查单,十分不解:“这头上还缠绷带呢,小杨为什么非要让他做彩超啊?”

不得不说,淑红悲剧的后劲儿实在太大了,就像是踏进沼泽里,我越使劲儿挣脱,陷得越深,甚至还波及到了监护室的护士们。

那段时间我进监护室都不太笑了,还经常会因为护士们没有及时给患者吸痰,而冲她们发火。

有一次,有个护士调整了我给病人设置好的呼吸机参数,我看到以后,不仅气冲冲地跑去质问她,还去质问和她一起值班的其他护士。

起初,我身边绝大部分人都不以为然,觉得只是我间歇性的心情差罢了。后来,是护士长向我们科室的主任反映了我的情况。

那时淑红走了有大约一个月了。

主任是发现我很久都没怎么管过因动脉瘤而入院的病人,并且还接到了影像科对我的投诉,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

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对病人再投入感情。

有一次,我值夜班,碰到一群遇到车祸的患者们,在救治一个患者的时候,我看他腿被撞得不轻,而且还是在刚收工准备回家时发生车祸,于是一边帮他处理伤口,一边多说了句:“你这工作这么晚,撞得还不轻,真是不容易啊。”

没想到他听了这话,把我臭骂了一顿。

我和一个师兄聊天,他听了我的遭遇,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你还年轻,上次他还被人吐过一口口水。

这位师兄告诉我:一个好的医生,可以跟病人共情,但更要学会节制,这行就是这样,你想救更多的人,就不能让自己越陷越深。

每一个医生,最大的心愿和企盼,都是想让病人好好的。但在我们与天较劲的过程中,却不总是能赢的。

后来,我又找到主任,把自己内心的压力和想法都说了出来。

“主任,我觉得我欺骗了这个病人,我没有把她救回来。”

主任反而没有着急安慰我,他沉默了几分钟,才缓缓说:“你骗了她什么呢?你已经做了你所有该做和能做的事情了。”

那天临出门前,主任说,你必须要把这个病例记在心里,使劲儿钻研,毕竟,你的路还长着,想要成为真正的好医生,就得不断进步。

五年过去了,我一直记得他们的话,成为了比当年更好的自己,救活了更多的人。

我遇到了一个从楼上摔下来,摔得一塌糊涂的人,但我没有放弃,让他活了下来;我也用100天的时间,救活了一位脑干出血的患者,避免了一个家庭的破裂。

时至今日,我还留存着淑红的病例笔记。我仍然不敢确定淑红死亡的原因,是不是就是术后引起的全脑血管痉挛。

但我想,如果我还一直记得淑红,我还继续努力的话,总是会越来越好的吧。

杨正经对淑红的感觉,并非医生中的特例。

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:医生在抢救手术失败后会有什么心态?

很多医生说都会有经历无力感的时候,尤其是本来并非危重的病人,却没能救回来。

这种无力感,有时甚至会摧毁一名医护人员。

比如去年就有一位护士因为确诊疫情的病人自杀,内疚不已,整天都在哭。

还有纽约的一位急诊科主任,频繁目睹患者过世,在抗击新冠疫情多日后自杀。

这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压力,也是医生们必须独自面对的一关。

我也一直担心杨正经医生有没走出这段往事。而他的这一句话,让我稍稍放心了些。

这是他偷偷给五年前的自己写的一句话:

今后的日子,你还会遇到救不过来的病人,还会灰心、懊恼、郁闷,但千万别放弃,在淑红阿姨之后,还有更多人等着你去救。
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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