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减肥,我月经失调过一年半

为了减肥,我月经失调过一年半

十六岁那年,我忽然不会吃饭了。这并不是某个突发事件的结果。某些想法在很久之前,就埋下了种子。恰好在我十六岁那年,这些种子破土而出了。

发病之前的懵懂模样,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。我从小被外祖父母带大,没有注重外表的意识,甚至羞于去追求美丽。外祖父母仍然以对待自己子女的方式培养我,全然不顾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

上初中后我离开家,回到父母身边,看起来就是扎着辫子的外祖父。这样的形象持续了很多年。

我印象中,自己总是不苗条。母亲一边安慰我说这是婴儿肥,一边把我面前的面食和肉食收走。父亲曾直接了当地评价我:腿比较粗。朋友比划着跟我描述那天在游乐园里看到的,穿着玩偶服的工作人员:胖乎乎的,跟你一样。

我懂得如何利用自己体型的优势。当班里的男生骚扰我漂亮的班花朋友,我用自己的身体将他们隔开。男生冲我挤眉弄眼,做出各种鬼脸,一面推搡我。后来我被书包绊倒在地,大家笑着一哄而散。

有无数的好心人提醒我。买衣服的时候,吃饭的时候,散步的时候。在学校里,在家里,许多闲言碎语漂浮在我耳畔。我忍一忍,就过去了。

十六岁那年,我第一次注意到有人在看我。那是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一位男生。当我无意间转头的时候,正好四目相对。有一次男生演了一个小品,班里气氛热烈,大家都掏出手机在录像。我也录了,回家看的时候发现那个男生一直在盯着我的镜头。

好似被点醒一般,我开始在意自己的形象了。在镜子前走来走去,观察着自己身体的每一个角度。照着照着忽然就懊恼起来,掐着自己的大腿,骂自己又多吃了一口饭。

冬天刚刚过去,我迫不及待地脱下了臃肿的秋裤,好让自己显得瘦一些,宁愿被寒风吹得流鼻涕。

那是我为了变美丽作出的第一步尝试,以无人发现告终。同学依然跟我谈论班里的漂亮女生如何如何,我敷衍着,目光里带着愤懑。没有人对我感兴趣。我托着腮,看着别人的纤细身材、收紧的腰肢、绷直的小腿、小巧的脚踝,叹息着。

下定决心做出一些改变。从外表开始着手,央求母亲给我办了一张健身房的会员卡,成为了那个健身房里年纪最小的人。

我在课业中尽力挤出时间去锻炼,放弃了所有不必要的社交活动,还精细地控制饮食,阅读过无数健身和饮食的文章。母亲给我买了一条花裙子,我不敢穿——必须等到蜕变的那一天。

十六岁的少女心中有太多的愿望,我想脱离不起眼的角色,成为发光体,被顶礼膜拜。这种野心建在一种病态自恋的基础上。在梦里,所有路人都对我侧目,虚荣心在幻觉中得到满足。

再转过头,望向教室的最后一排的时候,那个男生早已不再看我。

于是我把发条拧得更紧、更紧。就像摇着小船奋力地向终点划去,却渐渐地从道路上偏了航,开始走火入魔了。我对食物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苛刻。一开始只是拒绝炸物和糖,后来连炒菜、米和面也不吃。再后来,连粗粮也不肯吃了。

我的脸颊和胸部一日日地干瘪下去,脸色和嘴唇变得惨白。饭桌上,我常常盯着桌布一言不发,思索着今天应该怎么蒙混过关。

我假装吃东西,一根菜叶嚼几十次,直到它化成绿色的水。嘴巴里没有东西了,还在机械性地假装嚼,像牛一样。

很快,头发只剩薄薄一层,月经也一年半没有来了。洗澡的时候,头发密密地铺在地砖上。我不觉得有问题,不过是瘦的代价。大家有舍有得,各取所需。 

减重不仅减去了脂肪和水分,离开身体的东西远远比想象更多。我感到心理上也更轻了。很多事情变得不怎么在乎。

我仍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,与其说是日记,不如说是记录,记录每天进食的数量,摄入的卡路里;运动的时间,消耗的卡路里。如我所愿,我开始变瘦了。我的衣服开始膨胀、膨胀,如同一面旗帜。校服裤子越来越宽、越来越宽,在我的腰上挂不住了,不住地下滑。我开始更频繁地照镜子,量腰围,检查马甲线。

我开始注意到运动软件上的漂亮姑娘,那些大学生。左手端着咖啡杯,右边腋下夹着笔记本,穿着紧身瑜伽服,赶着去上金融学院的课。吃饭只吃沙拉和全麦面包,沙拉里只放油醋汁。

每一张照片里,嘴角翘起的弧度都一样。赞美声潮水一般涌入评论,铺天盖地。她们矜持地回复,就像仙女。

我控制不住地频繁查看她们的照片和帖子。她们的逆袭故事和减肥经验被我烂熟于心。那些青春的、棕色波浪卷发的姐姐,在照片里对着我招手,浑身金闪闪的。在她们璀璨的光环之下,班里的小美女显得不值一提。

芭比们承诺:任何人都会变成和我们一样,只要继续努力下去。

我摸着腹部柔软的皮,将它们揉捏,掐红。还不够,我对自己说。我怎么会停呢?作为一个好学生,没有把自己逼到极限是不会收手的。

我在生物书上学到,骨骼肌颤栗可以消耗热量,于是在严冬大开窗户。那个冬天总是有霾——空气中有一股金属的腥味,有些呛。

从窗户往外看,马路对面的高楼没有颜色,只剩一个轮廓。零下温度的风灌满卧室,吹得肌肤和骨头都发痛。我赤着脚,在漆黑而冰冷的地板上来回踱步,跳跃,蹲起。

有一天——砰地一声,门被打开了。父亲大踏步走了进来,沉默地关上了窗户。“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?”父亲发问。我躺在床上不回答,双手在脑后交叉,维持着卷腹的预备动作。

不能再锻炼了。你再锻炼,我就叫你妈过来了。父亲迟疑着威胁我。

我含糊地应答了一声,父亲说你要向我保证。我从床上爬起来,开灯,坐在桌前摊开练习册。余光挑衅地瞥着父亲,头歪着,好像在说,可以了吧?

这样下去越学越差,数学的倒数第二道题放弃了。然后是倒数第三道、第四道……一个朋友说:你只是马虎,下一次就能考好了。大家环绕着我,目光充满同情。我反而觉得奇怪,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?只是模拟考而已。

又有人开始看我了。

起初,只是有不熟的女孩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时捉住我的两只胳膊,前后摇晃着我说:你怎么这么瘦?话里带着一点羡慕和担忧。

后来,注视越来越多,让我变得难为情起来。化学老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讲卷子,忽然在她的课桌前停下了。老太太从老花镜的上方看着我的脸,叫出我的名字,叫我多吃一点,就像在客厅里对着孙女讲话一样。

我感到愤怒和丢脸。好不容易瘦下来,为什么全世界又要和我对着干?班里那么多漂亮的纤细姑娘,为什么要把我拎出来羞辱?

我隐约意识到,自己的瘦也许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,但是不承认,并把它视为自己独特的标志。我在体重秤上踩上踩下,近乎骄傲。

母亲带着我重新去买了一些合身的裤子。我终于敢穿牛仔裤了,大腿处也没有恶心地紧绷着,向外凸出来。两条腿再也不会摩擦到彼此,我惊喜地在落地镜面前走来走去。没有人说我腿粗了,再也不会了。

苍白的虚荣填满我的心,十几年未曾尝过的甜头令我眩晕。

有一天我和朋友去打水,朋友忽然说:“我觉得你的脖子没什么的,你只是太瘦了。”

我瞪大了眼睛,“谁说我的脖子怎么了?”

我到洗手池边上的镜子前仔细查看,却什么也没看出来。脖子上有一些骨骼和血管的凸起。端详了一阵,问:“我的脖子很恐怖吗?”

朋友也很惊讶,说:“你家长没跟你说吗?班主任担心你得了甲亢。”

果然班主任给家里打电话了。一周后,母亲忽然带着我去做了一次激素检查,结果没告诉我。母亲只是说:“再不吃饭,把你送进专门的机构,会有人强迫你吃饭的。”

“那高考怎么办?”

“不考了。”

吃就吃。我怒气冲冲,投出仇恨的目光。母亲不眨眼睛地盯着我,防止我再搞什么小花样。她监视的目光一秒也不会离开我——防止我悄悄吐在手里或者用纸包起来。她给我拨出了必须要消灭的分量。两条小黄鱼,一小碟菜,小半碗米饭,还在旁边放了半个花卷,以供选择。

“必须要吃鱼吗?”我问。

“必须吃,你必须吃肉。”

我用筷子夹起一点鱼,放在嘴里。父亲只吃素,自然不吃鱼;母亲在家里也吃得很少。为什么偏偏必须我吃下去呢?我不理解。

一家三口一起吃饭,就像三个苦行僧食斋。昏黄的灯光下,三个人的脸都像木头刻出来的。大家从勺子上方互相打量着,交换着隐忍的目光。

母亲是个瘦削的娇小女人。可能因为瘦,母亲的眼睛显得更大了。我想:我应该也没有比母亲瘦多少。为什么她就是健康的呢?为什么我就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呢?

多年以后我迷恋上了美剧《我们这一天》,剧中从小到大一直受超重困扰的女儿对美丽的母亲投去一种艳羡的,嫉妒的,甚至是怨恨的目光。我一眼辨认出了这种熟悉的感情。

“快点吃,”母亲用筷子敲着我的盘子,“鱼都是你的。”

我往嘴里塞米饭,嚼都不嚼一下,两腮像河豚一样鼓起来。

“咽下去了吗?”母亲说:“张嘴,我看看。”

“我已经吃了米饭,可以不吃这个花卷吗?”我问。

其实这是个谎言。因为我感觉不到胃的重量。

父亲帮我说话,那今天就先这样吧,循序渐进。母亲同意了。 

那天晚上,我跑到厕所里,手指伸入喉管,企图引起呕吐。我的身体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反抗——我注定没办法催吐。

我只能吐出几口唾沫,透明的,一点点。马桶里的水仍然是干净的。我站起来,往脸上抹了把水,冲了厕所。我在网上求助,发现在网上聚集着很多自己这样的人,把矛头对准食物的人。有一个女孩发了自己的自拍照,眼球凸起,两颊深凹,吓了我一跳。难道我也是这样的吗?有的网友分享自己的日常,事无巨细,我不断向下滑,直到看到一条回复。

“我是她的朋友,楼主已经去世了,没抢救过来。”

几百次更新,事无巨细分享着日常饮食的帖子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。

我猛地打开母亲房间的门,母亲斜靠在床头看书。

我宣布:“我以后会多吃点东西的。”然后仰起脸,等待表扬。

母亲合上了书放在床头,平淡地说:“太好了,那今天早点休息。”

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情。睡觉前走到了厨房,打开冰箱门,拿出晚餐没吃的那半个花卷。咬了一口,又拿出两条小黄鱼,有一种凛然大义的感觉。好像有什么东西敲了我脑袋一下,暂时忘记了有关节食的一切。

当时已经是深夜。父母卧室的门关着,他们已经入睡。房间里黑漆漆,只有冰箱发出一片橙光。这束光照着我的侧脸,往张大的嘴里送食物。

那是个开端。此后无数个夜晚,我都会把冰箱乱翻一通,吃掉所有能找到的东西。当我回想起那一段时间,这一幅景象已经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,就像一个安宁的符号。

我对那种橘黄色的小灯产生了一种感情。当我在深夜打开冰箱,它永远在等着我,为我照亮所有我需要的食物。我的身体浸泡在黑暗里,没有人看得到。

我抱着这样的幻想:当我醒过来时,一切都会恢复原样。午夜发生的事情总是魔法,南瓜膨胀变成马车,灰姑娘变成公主,被精灵和动物簇拥着走向宫殿。

当我在卧室冥想的时候,脑子里被一团乱的思绪困扰着,但是当我用煮饭勺刮下电饭煲内胆上的米饭送进嘴里,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。

米饭干成锅巴,为了咽下去,我将酱油倒进去搅拌;或者就咸菜;或者挤一些乱七八糟的酱:蕃茄酱、烧烤酱、蚝油——找到什么就用什么。

父亲从单位拿回来的豆沙包,有婴儿头大小,我一晚上消灭两三个。秘诀是就着牛奶喝下去,就不会噎着,或者觉得太腻。

我总是站着吃。没想过要让自己吃得舒服一些,或者开个灯什么的,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。我的肚子像小山一样撑起来,宽松的睡衣甚至遮不住。胃在费力工作,我却能很快睡着。

此后的一段时间,我分裂出了两个自我,互相敌对。其中一个努力控制一切,另一个制造混乱。这两个自我同时存在,拉扯出一种怪异的平衡。

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:前一天晚上,母亲还企图多让我吃一块肉;第二天早上,她看到厨房杯盘狼藉,冰箱里空空如也。这样的状态一周之内会爆发两三次。

科学上来说,厌食症和暴食症是同一枚硬币,只不过是正反面罢了。大部分的暴食症患者都曾患过厌食症,或者有过极端的绝食经历。就像把弹簧压到顶点,紧接着一定会有一个激烈的反抗,然后在两个失序的极值点做往复运动。

这种疾病叫做进食障碍——英文直译过来是进食失控。自从我在网上寻求帮助,我就知道自己有可能从厌食症转化为暴食症。或者说,也许二者是一体的。

我不知道母亲对我的情况了解多少,她本能地认定这两件事其实都是一码事。她把厨房门上了锁,杜绝了我晚上偷吃的可能。

这把锁一直到高考结束,此前,我也用自己的压岁钱去外面买过东西吃。但是只能在白天出去,没有那种迷狂的状态,顶多只是买一袋西红柿,藏起来,像一只囤积过冬的松鼠。

高考结束后那个晚上,爸妈早就睡下。我带着一种期待解放的心情熬到了午夜,踏进无人看管的厨房,打开了冰箱。我把一袋子冰冻的面点拿出来放到房间里,慢慢地啃食。

困意袭来,我把这一袋豆沙包靠着床头放着,睡着了。第二天依旧早醒,再去摸豆沙包时,还没有完全解冻,枕头因为冷凝的水而湿了一片。我躺着,没有感觉到愧疚。 

母亲带着我去买衣服,在西单的人群中挤来挤去。我陷在俊男靓女组成的人潮中,我的衣服被各种时尚布料摩挲着,鞋又不知被哪一双脚踩了一下。试了几家衣服之后,我说什么也不肯再和母亲一起逛了。我说,我要自己挑。母亲看我一眼,说那过一会儿集合。她还是怀疑,但是不再为我担心了。母亲走后,我直奔快餐店,点了一大份餐,靠着角落慢慢吃完,还得到一张优惠券。我坐在那里过了一两个小时,等母亲来找我,又跟着母亲吃了一顿饭。

那个暑假,我企图学习一些时尚的知识,总是不了了之。笔记总是停在那一页——为你的身材挑选合体的衣服。最终我没有自己挑选任何新衣服,姥姥和母亲为我买了一些。我把这些衣服带去大学,开学一个月过后再也没有穿过。

节食的人总是做饕餮的梦。瘦得仅剩一把骨头的时候,我总是从过量进食的噩梦中惊醒,害怕自己有朝一日控制不住自己的胃口,让自己十年如一日的挨饿成果付诸东流。患上暴食症的这一年半,我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狂欢的梦。

我不再学习,不再去社团,变得很胖。我只身往返于超市、食堂、宿舍之间,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路,很怕遇到认识的人。书包里总是鼓鼓的,塞着各种零食。

母亲听说了我的异样,从北京飞来看我。到的那一天,我正在躲在超市后面的空地上大快朵颐,尽管我刚吃完午饭没多久。

我知道我必须要和母亲一同进食晚餐,而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别人一起吃过饭了,这让我有一些不安。我已经比离家的时候胖了几十斤有余,我害怕母亲无意中说出我最不想听到的话。母亲发微信催促我去她的宾馆(距学校不过几十米之隔),但我一直无法动身。

我最终还是去了。母亲开门,正要责怪我为什么来晚了,笑容一下子凝在了脸上。

她说:“也没有很胖吧。”

最终母亲陪我在厦门的海岸上来回散步,听我抱怨了学不会的专业课、无法处理的人际关系以及习惯不了的气候。最终还是落在了那个话题上——

“你吃饭吃得怎么样?”她小心翼翼地问:“我同事卖代餐饼干,她女儿吃了瘦了几十斤,要不要给你也买点?”

我听到某些词语就会忍不住难过,就像巴浦洛夫的狗。这些词,无不例外都是和减肥有关的。原来我拒绝从狂欢中醒来,原来只是为了逃避这一件事。这件我曾经疯魔的事,我竟然又遇到了。

我的舍友把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包切成七片,分作一周的口粮;我的朋友每天晚上在操场跑五公里;我的同学一袋薯片吃一个月,每天规定自己吃一片。

她们积极地在体重秤上走上走下,密切地关注最末位小数的波动,并以此作为一天的心情根源。我只能把耳机调到最大声,躲在上铺,用被子盖住头。

现在母亲又立在我面前,邀请我,敦促我。

我说:“你不是说我也没有很胖吗?”

“你不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吗?”母亲反问。

浪花冲着沙滩,我们两个人僵持地站在栈道上。我穿着不合身的滑稽的大码衣服,尽可能地藏住身体的每一寸肌肤。

夜跑的人们不断穿过我们之间,脚踏在木材上发出哒哒的声音。

难道时间又要重新运转一次吗?我拒绝了母亲。

此后一年内,我就像一个发面馒头一样迅速膨胀起来,体重秤上的指针一路飙升。在不断下沉的过程中,我总想抓住某种扶手——但是始终无法唤醒控制的能力。

最终指针停在了150的位置,刚好是一年前体重的两倍。尘埃落定了,进食的手也渐渐停下来了。

多年以后,丹麦的尖端医学杂志宣布厌食症找到了治疗办法:尽管治疗周期需要五年,但是可以有效解决这个10%死亡率的精神疾病。我却歪打正着了,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粗暴地解决了战争。

我不知道丹麦的治疗方法是怎样的,国内的解决方法通常只有一个,那就是逼迫。严格地逼迫。我没有住过院,但我认识一些病友,她们告诉我医生的治疗方法——必须吃足够分量的东西,吃不够不让动,再不吃就绑起来,绑起来如果再不吃就鼻饲。那些治疗成功的案例,都是这样逼迫出来的。

“每天12勺安素,一天一片左洛复盐酸舍曲林。”她说,“安素这种东西就是催肥剂,我妈按着我的头吃,怎么哭都不管用。他们早就铁石心肠了。”

那些治疗不成功的呢?偷偷拔掉输血管的女孩子,因为胃下垂而连续住院三次。第三次她再也没有能出院,她的朋友帮她最后登上了社交软件的账号。“她去世了……”

我握着手机说不出话。当时,我魂不守舍地坐公交车去上课,头靠着颤抖的玻璃窗,不断被撞击。我见过她的照片,漂亮,当然也很瘦。带着贝雷帽,斯斯文文的。

“我终于又可以用两只手指环住上臂了!”这是她在群里的最后一句话。

我却歪打正着,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粗暴地跨过危险。方法就是吃,不停地吃,让自己自动停下来。再也不要对未来有什么期许,打碎每一面自己能看到的镜子。在街上看见反光的玻璃,远远地低下头避开。如果不幸反应慢了,瞥到了,那一天就毁掉了。

我拒不承认这个臃肿的身体,企图忘记,也企图叫别人忘记。我极力避开人群,不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有过多的交往。我不敢在别人面前吃饭,既怕吓到别人,自己又无法吃得尽兴。

普通的食物和寻常的饭量无法刺激我。排骨也好,青菜也好,都太过寡淡了。它们从我的喉咙上滑过去,消失在胃部的深渊里,就像打在泥土里的雨。

食堂人头攒动,白气氤氲。同学们在这里进进出出,填饱肚子,但这只是我进食的第一站。吃完后,我会去面包房,暴躁地撕破甜面包的外衣。

夜深人静,我想起高中时憧憬过的大学生活。那些生活得金光闪闪的芭比学姐已经成了镜中花、水中月。没想到,自己提前开始努力,过分努力,收获的18岁竟然是这样的形态。我翻来覆去,不敢出声哭泣。

在那段时间里,我一遍遍地找女主角体型异常,或者有进食障碍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。我是在寻找证据,证明我也可以被爱,被家人接受,被朋友认可。

我一遍又一遍刷着《我们这一天》,冒出想回家的念头。想向爸妈坦白这一切,想见到之前的朋友们,曾经被我因为自卑而拒之门外的朋友们。告诉他们,我过得不好,连饭也不会吃了。

治愈的过程是漫长且反复的。现在想来,回家是第一步。他们看到我愿意回来,掩藏不住的高兴,但也不问我原因。在这场漫长的互相折磨中,大家都变了。

母亲知道我会忍不住吃零食的,但她还是买。她说,吃啊,买了就是让你吃的,吃总比不吃好,胖不胖的都不是问题。

父亲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肥大的Polo衫,“这是给你的,我衣服太多了。”等我换上Polo衫,他又说:“果然是衣服的问题,你穿上这个一点也不显胖,挺好看的。”

他们扯谎的能力笨拙得可以,被我一眼识破了。那一段时间里,母亲甚至努力让家里的饭菜变得好吃些,因为看到我胃口好,竟然也有了下厨的动力。

我的老朋友们看到我,也约好了一样,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。我们几个人在玉渊潭一起划船,有一个朋友想自拍,正把手机举起来,想把我们几个都拍进去,又放下了。

我说:“没关系的,你拍吧。”她才又举起来。他们小心翼翼呵护我的样子,像是保护一块玻璃。

我有时候会想起那个去世的女孩子,想到她仍会难过。她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是孤单的吗?她家人们和朋友们和我的一样善良温柔吗?我是不幸中的万幸,爱的针缝合了我破碎的一切。

慢慢康复的日子里,仍有人主动牵起我的手。刚开始我是狐疑的,恐惧的。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么不正常的一个女孩呢?怎么会呢?

渐渐,朋友们都知道了我的毛病。吃吧,吃吧,你开心就好。被聚光灯照着,温暖包围着,我抓取食物的,贪婪的手垂了下来。

我饱了。我开始感觉到饱了。我不再需要他们,那些封在塑料袋里的旧情人,身披糖衣的、洒满椒盐的旧情人。

时间继续流逝着,膨胀的气球慢慢泄气了。我重新穿上了合体的衣服,又开始照起了镜子。尽管我曾经历过那样难熬的苦痛,现在想起来都变得不咸不淡。这些记忆已经被封进了罐子里,很少再被打开。

而那些金光闪闪的芭比,近几年在互联网上爆炸式生长、繁殖,就像批量生产的假人。我再看到她们,没有一点钦佩和羡慕,只感受到恐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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